最壞的時代,最好的時代

李怡

2014年是香港民主運動標誌性的一年,其中雨傘運動成為一件全球矚目的事件,在各種社會矛盾及政治爭議之中,不少香港人經歷了一次集體的公民覺醒,意識到要更關注身處城市的政治發展。公民覺醒除了換來對命運自主的堅持之外,同時亦為香港人帶來對時代變遷的迷惘。《最壞的時代,最好的時代》輯錄了資深時事評論員李怡於2014年撰寫的政論文章,其中記錄了當年香港社會的各種躁動與不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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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1. 拿出勇氣捍衛自由,保障人們獨立自主的人格

曾經受英殖統治的香港人非常重視自由,視自由為香港賴以成功的其中一項重要價值,不過大部分安於現狀、「搵食」至上的香港人在2014年之前並沒有捍衛自由的意識。

李怡先生認為自由的價值不僅在於促進經濟發展,更重要的價值在於保障人們能夠擁有獨立自主的人格。

他引述了著名作家米蘭·昆德拉筆下小說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,主角托馬斯一段為了堅持擁有獨立自主人格而犧牲自己前途的故事。

故事背景發生在布拉格,捷共開明領袖杜布切克在1968年推行自由化政策,開展了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。主角托馬斯性格豪邁、崇尚自由,是一位腦外科醫生,一晚他與朋友喝酒時隨興地說,當斯大林實行大規模整肅運動時,蘇共當今領導是參與或至少目睹的,若共產黨人對於自己的惡行有一點人性感覺的話,就應該把自己的眼珠挖出來。在座朋友很欣賞托馬斯的意見,鼓勵他寫成文章。於是他隨手寫了,並投稿雜誌社。編輯亦非常欣賞。可惜,文章還未刊登,蘇聯的坦克便駛進了布拉格,拘捕了杜布切克,結束了布拉格之春。托馬斯夫婦流亡到瑞士,之後回流捷克,並到原來的醫院要求復職。醫院領導歡迎他的回來,條件是他要在一封信件上簽名,信件內容是撤回要求共產黨人挖出眼珠的言論的聲明。經過一輪周旋,托馬斯堅持拒絕簽名,他認為捍衛自己的想法,遠比復職當腦外科醫生重要。最後這位著名外科醫生只能轉職去做抹窗工人。

托馬斯的做法或許會令許多人感到不解,尤其對於習慣順從權威的東方人而言,為了自己利益只須要簽一個名,並沒有任何不妥當之處。然而,托馬斯的行為是為了捍衛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及價值觀,縱使那篇文章只是他的隨興感想,文章也是出自他的獨立意志。如果他選擇在信上簽一個名,就意味他要否定自己的獨立意志,這正正就是「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」了。

2014年,中國頒佈「一國兩制」《白皮書》,要求法官必須「愛國愛港」的立場;同年在雨傘運動期間,不少在香港的中資企業要求員工簽署「反對佔領中環運動」的聲明。

中共步步進逼侵蝕自由,香港人能否保護香港的核心價值,關鍵就在於是否每一位香港人都能夠如托馬斯一樣,具有捍衛自身獨立自主人格的勇氣。

《最壞的時代,最好的時代》的內容要點:

我會學到甚麼?香港人在2014年的政治覺醒

1. 拿出勇氣捍衛自由,保障人們獨立自主的人格

2. 香港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在於文明的落差

3. 民主與利益之間,請永遠站在民主的一方

4. 雨傘運動開啟了屬於香港人的新時代

5. 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

總結

千里之行,始於足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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